中国的现代化,恐怕要培育一种职业—收益理性,其中包括职业选择、职业收益、成功标准以及相关伦理规范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各种职业的社会角色及其收益将趋稳定,人们在这种确定性下进行人生规划、求学和职业选择,并把相应收益视为自由意志选择的“命运”。这不会完全消除不同职业之间的收益攀比,但实现“再平衡”的方法只能是改行。

这种职业—收益理性不会自发形成,它需要国家的主动引导与培育。在发达国家,职业—收益确定并且可以预期,是信息公开透明、信息供给充分的结果。选择做公务员,意味着你接受确定的公务员收益前景;选择当大学校长,不应当奢望跟工程承包商一样富有。你接受那份收入,但也相当看重那种职业荣誉。如果想要更多回报也未必不合理,而方法是,把本职工作做到优秀乃至卓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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