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，我总在尽力忽视“女人”与“男人”之间的人为差异，我不认为有什么是男人可以做到而女人做不到的，可是生育这个行为让我明白“女人”与“男人”之间确凿的生理差异。我甚至有点嫉妒我的先生，他没有可以分泌乳汁的乳房，他不用一天24小时被紧紧拴在一个小baby的需求上。
在乳房硬得像块岩石、疼痛难耐的时候，我想要断掉母乳，但很快就有一阵愧疚感袭来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厌其烦地提倡母乳到两岁，社区医院几次打电话来确认我是不是在母乳，所有亲密育儿的书都在证明母乳比奶粉好100倍，我要是不喂母乳就是《白雪公主》里那个恶毒的“后妈”！
在沮丧之际，我问我的妈妈：“你那个时候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？”她似乎在竭力搜索回忆，但显然是隔得太久了，她迟疑地说：“好像没有啊。”和我比起来，她们那一代女性“能吃苦得多”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大概是她们认为一切身体和心灵的疼痛都是“理所当然”的，甚至没有倾诉的必要，因为“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”，她们的沉默让后来人对“做母亲”这种体验了解得太少，只留下一张空洞的“伟大的母亲”的旗帜在她们头顶上飘扬。
而我们这一代女性，并不想要“伟大”，我们不喜欢“牺牲”这个词，我们想要更多的愉悦，我们的挑剔和敏感，相比上一辈未免显得“矫情”。可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可以“矫情”的时代里。我永远不想因为做了母亲就丢掉属于我个人的精神追求，以及陷落到无止境的琐碎之中。
尽管，我做了那么多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，也要接受这样的事实：在不短的时间里，我要压缩比我想象中更多的个人空间，去做一个母亲，去与那个无条件、无限依赖我的小生命紧密相连。
在这样不太甘心的情绪下，另一种认知却在悄然生根发芽。艰难的母乳磨合期过后，我意外地发现，在夜里温暖地怀抱着孩子，看着他宛如荷花般洁净的小脸，听着他柔嫩地吞咽着奶水的声音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和安宁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哼哈咿呀甚至唱起自创的摇篮曲，这样的频率令我放松而且幸福。这种幸福与我阅读思考时获得的精神火花不同，那是一种给予的幸福，一种简单本能的快乐。
还有一次，我像往常一样把哭闹的孩子扔给保姆，因为要“抓紧时间做点自己的事”，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踱步到卧室，看见孩子已经在保姆的安抚下睡着了，他的小手还拉着保姆的大手。在转身那一刻，我有点心酸：我希望牵着他小手的人是我，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。我立刻想到，不知道有多少父亲有类似这样的心酸–在最常见的家庭分工里，他们出去赚钱，把和孩子亲近的机会（也可以说是照顾的任务）留给了“妈妈”。
但“妈妈们”也在向“爸爸们”靠拢，把陪伴的任务交给了保姆和长辈。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60多年前，中国女性就成了“光荣”的一半社会劳动力，我自小也是由保姆和单位附属幼儿园照看大的。王朔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表达了幼儿对“母亲缺席”的恐惧和愤怒，身为女人，我们马上嗅出了这对女性的不公平：为什么母亲缺席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指责和压力，而没有人注意到父亲的缺席？
而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嗅到的是另一种危险的信号：我可能仅仅为了要显得公平，就把自己推向了“男人”的那一端，我要追求事业和建树，我要避免“母亲”这个身份对我的羁绊，我把某些细碎的事情看作是“浪费时间”。这好像进入了一个怪圈：因为我们没办法拉父亲回归家庭，那么我们就也隔离一点。男人和女人，好像都离他们的初衷越来越远了。